百强榜产业园区5年来总体情况稳定，但稳中有变。5年来，连续进入10强的7家园区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前三强依然分别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

百强榜产业园区在两类国家级园区中占据重要位置。2016年，百强榜园区共上缴税收19725亿元，超过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上缴税收的2/3（67.27%）。百强榜园区共贡献出口创汇41798亿元，超过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出口创汇的3/4（75.65%）。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表示，由此可见，百强园区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园区的发展概况。

百强榜东中西部园区入选数量分布基本稳定，但东部园区入选数量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从入选数量来看，2016年，百强榜园区东部拥有64家、中部21家、西部15家，与2015年区域数量分布相同。从平均得分来看，2016年东中西部园区较2015年均有回升。

百强榜高新区数量和平均得分均略高于经开区，高新区相对于经开区仍有持续发展优势。2016年，百强榜高新区数量领先经开区两家，占据51席；从平均得分来看，高新区平均得分（0.3151）高于经开区平均得分（0.3096）近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产业园区的法制多为地方性法规的探索，缺乏中央层面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难以发挥统一指导统筹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地园区立法工作。

同时，国家各部委的管理规定多为针对某一特定园区或园区管理某项特定内容，较为庞杂多样。一旦涉及跨园区事物，往往囿于体制、管理和行政区划的边界而难以有所作为，需要地方介入推动。在统筹协调方面缺乏力度，系统性亟需加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家级园区总计500多家，至于准确多少并不清楚，还缺少上位机构和法律来统筹和管理。

日本自1960年决定建设筑波科学城以来，制定的与之直接相关的法律，包括1970年的《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1971年的《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大纲》、1983年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地区开发促进法》等。这些法律将筑波科学城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还规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在高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这些法律是由日本国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立法层级高，且仅规定了建设目标，程序性规定较多，政府权力受到了规范。可以说，筑波科学城能成为世界园区的典型代表，成熟系统的法律对其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跨区域合作共建园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园区的趋势已逐渐凸显。目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参与合作的共建园区已逾200个，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等“一带一路”沿线园区也在积极建设。如何在协调合作过程中建立高效可行的协商机制、制定能有效落地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问题值得各园区主体进一步思考。

“园区的制度是园区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站在园区近40年的历史转折点，仅有融合化和软环境的发展，没有制度保障的优化，园区持续发展的路走不快、走不远，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新的制度探索。”任浩表示。

（文：刘禹）